「我把繪畫看作是短篇小說，起承轉合往往發生在意想不到之處，而看似庸常的情境也變得發人深省或有趣。它是是可以改變千篇一律的主題並敢於使之盡善盡美。」——薩爾曼·托爾

 

生於巴基斯坦的薩爾曼·托爾是近年來強勢嶄露頭角的具象畫家之一，他被《紐約時報》譽為12位「2020年成績斐然之星」之一，同時被《華爾街日報》稱為12位「將定義2021年的藝人和藝術家」之一，並入列《時代雜誌》2021年度百大塑造未來新銳領袖，其豐饒的油畫作品以細膩的筆觸展現日常生活中的內在微妙而聞名，引起了藝術世界的關注。他的首個美術館個展《我如何知道》於2020年在紐約著名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舉行，並獲得了非凡讚譽，其中著名評論家羅伯爾塔·史密斯在評論中將托爾「精彩首展」中的畫作譽為「令人一見傾心」。

 

一個月後，托爾第二件進入拍賣市場的作品《團體舞蹈》（2012年）跟著上拍，這也是其首件進入亞洲拍賣的作品。這件作品在富藝斯的香港拍賣中以遠遠超出預期的價格成交——藝術家拍賣紀錄亦於當日創下。創作於2013年的《女孩與司機》最初於藝術家在紐約Aicon畫廊的個展《快樂的僕人》中亮相，是托爾通過色彩和形式來傳遞敘事的精湛技藝的動人典範；他將藝術史的傳統與自己在南亞及紐約的個人體驗提煉所得的當代文化進行完美結合，這件作品出色地展現了藝術家對這些題材的獨特融合。

 

 

一腳立於過去，一腳踏在當下

 

以綠樹和蒼白的天空為背景， 佔據《女孩與司機》畫面的是一輛鮭魚色的本田思域。司機直視前方，而乘客則在後座朝著敞開的車窗外恍惚地凝視，手中握著一朵她從窗外高大的花樹採下的紅花。僅管兩人的關係並不明確，這件作品的名稱以及2013年的展覽《快樂的僕人》均暗示著這個男人是她的司機，從而對托爾在作品中不斷探討的階層差異主題展開對話。同時，作品畫面與南亞的大眾媒體、寶萊塢及廣告所推崇的理想生活方式有著相似之處，讓人想起托爾所成長的巴基斯坦文化背景。 

《快樂的僕人》中的11件作品，包括《女孩與司機》，以一種輕鬆但同時亦略為陰暗、發人深思的方式對來自不同經濟階層的主僕之間的關係展開探索。在該系列，以及托爾其他的作品中（如2014年在卡拉奇的Canvas畫廊的展覽《親密之所》中的作品），托爾展現了一幅令人驚奇的景象，他將勞工階層與他們的雇用者置於同一圖像框架中，乍一看人物彷彿都在歡騰喜氣地幹著自己的活兒。例如，在《快樂的僕人》（2013年）中，托爾將他的底層階級主人公描繪得無憂無慮，他們拿著葡萄、一個空的酒杯和一個放在銀色盤子上的酒桶，所有這些都象徵著他周圍的上層階級酒神節式的狂歡。而在《快樂的掃地者》（2013年）中，他的主人公在清掃著垃圾，他身後的背景中依稀可見樹後的豪宅。這兩個人物都強顏歡笑著，為畫面注入了一種荒誕感，並且通過喚起觀者心中的不安而對階級分層做出批判。
 

在《女孩與司機》中，階級分層的主題或許比在該系列的其他作品中要更加明顯，因為畫中的女子與她的司機在物理上被車門的結構分隔開來。我們可以通過他們各自的車窗看到他們——坐在一起，卻顯然分開。司機在履行自己的職責，但他的目光被動，且並不面向觀者，這與女子充滿渴望、不加掩飾、悠然自在地望向窗外的表情形成鮮明對比，這表現出了由來已久的異階級分化對兩人的生活經歷和態度所造成的差異。

 

此外，在他的《快樂的僕人》系列中，托爾還構建了一幕田園詩般的場景。其中，階級制度不復存在，司機、廚師、園丁和富裕的主人家歡聚一堂，跳起了寶萊塢式熱情洋溢的舞蹈。這在《三輪車的夢境》（2013年）的背景中以及《群舞》（2012年）的前景中可以看到，它們均突顯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大眾媒體長期向公眾灌輸的社會幻想，並強調了這光鮮亮麗的群像背後的黑暗現實。

 

 

 

《女孩與司機》，2013年作  (局部) 

 

除了它所具有的當代社會內涵之外《女孩與司機》也帶著一種與古典大師作品相契合的奇幻繪畫風格，完美體現了托爾在繪畫技藝上的精湛絕倫。藝術家坦白說，這種並置「並非事先計畫」，而是他在俄亥俄衛斯理大學及之後於2006至2009年在普瑞特藝術學院就讀藝術創作碩士期間的學習所致，當時他「通過臨摹十七及十八世紀古典大師的作品 […] 來學習如何像魯本斯、范戴克、貝爾納多·斯特羅齊，以及讓·安東阿·華托等藝術家那樣繪畫。

 

 

「我喜歡融合當下的自由來打破歐洲繪畫史中根深蒂固的性別和種族觀念。」——薩爾曼·托爾

 

通過油畫顏料形而上的特質，托爾將大眾媒體長期灌輸的消費主義幻想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完美技術、抱負和光的精神進行獨特的結合，將庸俗平常變為理想化的畫面。因此，從其巴基斯坦文化背景和西方藝術教育兩方面汲取靈感，托爾成功地使具象繪畫煥然一新，尤其是將它作為一種探索身分與社會建構的手段。

 

永恆之美

 

仔細欣賞作品中的人物，我們會立即被帶入女主人公若有所思的遐想之中，她臉上帶著迷人，卻介於誠摯與誇張之間的笑容。與司機背轉的臉截然不同的是，她迷人的表情被強烈的光影所照亮，增添了一種近乎明暗對照法的效果，並突出了她分明的輪廓。

 

 

托馬斯·庚斯博羅，《令人尊敬的格厄姆夫人》，1775年作
蘇格蘭國家美術館藏

 

她紅潤的雙頰、嘴唇，以及珍珠白的絲巾讓人聯想起托馬斯·庚斯博羅的《令人尊敬的格厄姆夫人》（1775年）。托爾第一次接觸這幅作品是「在祖母家中看到的一張廉價印刷品」，而正是那件複製品給了當時年幼的他對於魅力這一概念的啟蒙。雖然本件作品創作於兩百多年後，這兩幅畫作均有著豐富的質感和鮮明的色調，這兩種元素的結合實現了一種永恆的美，展現了在油畫這一媒介上極少畫家所能達到的技術。

 

 

 

 

約翰·柯林，《母女》，1997年作
The Broad 博物館藏，洛杉磯

 

 

《女孩與司機》中別具風格的人物也可以與約翰·柯林通過模仿藝術史對肖像畫體裁的復興來做更為當代的比較。柯林扭曲的肖像常常集高雅與粗俗、美麗與庸常，以及其他彼此對立的情感於一身，展現著古典大師作品中的姿態和形式。然而，柯林在繪畫中賦予人物更高的可塑性，創作的肖像畫本身既新奇又具當代性，而托爾則採用了更微妙的手法，沿用了舊日審美來對當下做出諷刺性的批評。

 

 

《女孩與司機》

 

以記憶和想像力為藍本進行繪畫，來自東西方的援引在托爾作品的核心展開撲騰、互動，將其敘事主導的演繹編織成一組曖昧的視覺結構。因此，藝術家在早期以及創作這件作品時期所受到的影響同樣值得關注。托爾曾提及阿姆瑞塔·謝吉爾是自己最早的靈感來源之一，而這位女性主義藝術家也在作品中描繪那些往往被忽視的群體；《女孩與司機》中的女性人物神秘的表情和謝吉爾創作於1930年代的憂鬱的印度女性肖像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通過畫筆將這些人物的經歷進行敘述並給予肯定， 她富有力量的作品提出質疑卻又不過於挑釁，為印度藝術中的現代主義奠定了基礎。 

 

 

 阿姆瑞塔·謝吉爾，《Klarra Szepessy》，1932年作
印度國家現代美術館藏，新德里

 

 

與前者相似的是，本件作品中後座人物肩披的白色輕柔絲巾為巴基斯坦的杜葩塔頭巾，或許可以被看作是向前總理貝娜齊爾·布托致敬，她常配戴其標誌性的白色杜葩塔頭巾來淡化其西化形象，以獲得更多政治上的支持。作為歷史上首位女性民選領袖，布托在2007年的一場公共政治集會中從汽車天窗向公眾招手時不幸遇刺身亡，當時距離她大選不過數日。僅管其一生坎坷，她仍胸懷勇氣、決心、激情和為民請命之心，為改變國家和人民的命運而奮鬥，她的突然去世不僅讓人們失去了領袖，也在人們心中留下了遺憾。

 

 

貝娜齊爾·布托

 

 

然而，她所留下的精神將永垂不朽，激勵著每一個巴基斯坦女性以堅韌不拔的毅力面對一切困難，提醒她們性別不應阻擋夢想的實現。這其中包括巴基斯坦活動家馬拉拉·優素福扎伊也受到她的影響，她在2012年，年僅14歲時在回家的校車上遭到槍擊，倖存下來，並成為了捍衛女童接受教育權利的國際象徵。《女孩與司機》創作於該事件發生一年後的2013年，想必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影響。

 

本件畫作中的女主人公在引擎發動的車上聞著花香，起初給觀者的印象是一種奇怪的視覺體驗，然而當我們發現她手中的花朵折自一簇橄欖枝，為和平和希望的歷史象徵時便覺得並非如此。再加上洋紅色的花朵又增添了一層與貝娜齊爾·布托相關的隱喻，布托幼年曾因其膚色紅潤而被暱稱為「小粉紅」，或許《女孩與司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她的致敬；她的雍容，以及托爾對祖國巴基斯坦進步的渴望。

 

 

 

薩爾曼·托爾,《小粉紅》，2013年作

 

 

確實，托爾同一系列中的另一幅作品《小粉紅》亦突出了這一聯繫。這幅動人的肖像所描繪的女子雖然穿著明顯西式的服裝，但卻有著與布托驚人相似的外貌。有鑑於此，在看待《女孩與司機》中人物的身分時，或許她代表的是任何一個胸懷夢想且不願被政治、社會約束所限制的女孩，而這也是在當今社會依然嚴峻的一個問題。

 

ⁱ Maya Salman, 《2020年成績斐然之星》，《紐約時報》，2020年12月23日，載自網路
ⁱⁱ《將定義2021年的十二位藝人和藝術家》，《華爾街日報》，2021年1月17日，載自網路
ⁱⁱⁱ Suyin Haynes，《時代雜誌2021年度百大名日之星》，《時代雜誌》，2021年2月17日，載自網路
^iv 羅伯爾塔·史密斯，《薩爾曼·托爾：信步兩大世界的畫家》，《紐約時報》，2020年12月23日，載自網路
^v Maria Vogel，《薩爾曼·托爾打亂了性別和種族的舊觀念》，《Art of Choice》，2019年12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