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馬鼎於1946年出生於波特蘭,但他在舊金山的唐人街區長大。他在1978年移居紐約,並在邁耶斯酒店(Meyers Hotel)住了下來。邁耶斯酒店是一處老舊的海濱潛水勝地,他還曾在該酒店當過夜間門廳服務員。 完成值班後,他會把自己鎖在房間裡並用大量的獨處時間來提高他的作畫技巧。他在1968年畢業於洪堡州立大學,並獲得了陶藝學位,他獨特的赭褐色和土紅色顏色便是從此衍生出來的。儘管他在整個童年時期都在作畫,但直到這段在酒店居住的時期,他才完全地沈浸在畫畫之中。黃馬鼎在回憶起這段寺院似的經歷時表示“對我來說,那就像天堂一樣。”i.
與上個世紀大多數紐約傑出藝術家一樣,黃馬鼎是一個局外人。 雖然他出生於中國移民家庭,但他的父親擁有墨西哥的血統。因此,他也把自己自稱為“中國——拉丁美洲人”,是一個生活在反文化和文化縫隙之間的文化和時代混合體ii。當邁耶斯酒店被易手後,他搬到了以黑人和拉丁裔文化為主的下東區,在那裡,他極快地在充滿活力的藝術界中獲得了名氣,並以他自稱為“人型拍立得”的風格,在藝術圈中佔得一席之地。
由此,他的“不那麼簡單“的故事以令人眼花瞭亂的、多維度的方式開展,作品主題包括:亞裔美國人運動、新波多黎各詩、迷幻劇院以及蓬勃發展的與對讓·米歇爾·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和基夫·哈靈(Keith Haring)的喜愛相關的塗鴉和嘻哈社區;拉丁裔囚犯,同性戀消防員和聾啞人。即便他的作品已經反映出他日常生活和經歷的混雜性,但他複雜的出生背景、他的性取向(在愛滋病肆虐時期的公開同性戀者),以及歸根到底,他對自我身分的探索和追尋,更增添了其作品的複雜性。
雖然黃馬鼎所處的時期有許多豐富的歷史事件和故事,他更關注的卻是材質的微妙之處,以及細節中所暴露的秘密——例如,久經風化的店面招牌上的鐵鏽,或者被侵蝕的磚牆上的紋理。
有意思的是,通過比較美國畫家賈斯珀·約翰斯(Jasper Johns)那幅挑戰美國國旗作為國家象徵意義的作品與黃馬鼎的磚紋使用手法,可以發現他們之間的相似性。兩位藝術家的相似之處在於他們的繪畫處理手法、對心中已知事物的調度和運用,以及他們對自我身分的探索。
事實上,對於黃馬鼎來說,他對砂漿磚的符號功能的運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的細微和隱晦,因為他利用牆壁上的符號來代表障礙和束縛,以及隱藏在非透明表層下的真相和故事。儘管這一手法可以被認為與藝術家自身的複雜背景相關,但它也為作品的標題帶來了另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寓意——它亦是對.44 Calibre Killer, 一位在紐約街頭的磚牆上與紐約警察局玩貓和老鼠遊戲的連環殺手的映射。而這塊磚牆,正正在夜深人靜的殺人夜中,見證了一切。
「成為畫家的樂趣幾乎與成為連環殺手的樂趣相同:對孤獨的追求,狩獵的刺激,試圖完成一個假想場景的衝動,完全活在想象中、懸念中和急迫性中、以及無法控制的激動和抽搐……」— 黃馬鼎
像約翰斯一樣,與社會邊緣化群體(尤其是那些處於不同交流系統和環境人們)的親近性,令黃馬鼎對美國手語也有興趣。為了探索視覺和閱讀的層次性關係,他把手語字母元素也添加到他的作品中。黃馬鼎對手指拼寫符號的運用,令只有懂得美國手語或者那些願意去破譯藝術品內容的人才能看清楚,也影射了幫派暗號或同性戀社區使用的隱晦密碼。
正如《山姆之子睡覺》描繪的,黃馬鼎將手語字母以從袖口中伸出來的手這種獨特的風格呈現出來。而這種表現方式為標題賦予了抽象的力量。字母的卡通風格圖像則進一步向塗鴉標籤的作畫風格致敬。塗鴉標籤是一種黃馬鼎經常運用並大量收藏的藝術品的風格。 他在1993年,向紐約市博物館捐贈了300件相關藏品。然而與此同時,每一隻圓形化的、裝飾有袖口的手均是用幾乎機械化、一致性的線條、比例和樣式呈現出來,其精緻程度讓人回想起傳統的、代表權威的、用於代替簽名的亞洲式印章。這樣的闡釋是基於黃馬鼎非常精通中國書法的事實。雖然此般運用語言的方式和傳統書法之間的聯繫看似疏遠,但正如評論家Ingrid Dudek所稱讚的:“正是這種將兩種形式迥異的藝術和視覺表現形式聯繫起來的表現形式,令黃馬鼎的作品顯得如此與眾不同。”iii
黃馬鼎的畫作已在全球眾多畫廊和機構中展出,其中包括惠特尼美術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洛杉磯現代藝術博物館等。最近,黃馬鼎很榮幸能夠在紐約P.P.O.W畫廊舉辦的展覽中展示自己的作品。該展覽名為1981-2021,是黃馬鼎(Martin Wong)和亞倫·吉爾伯特(Aaron Gilbert)的聯合展覽,記載了過去40年的紐約生活。
此外,黃馬鼎的作品現被收藏於眾多著名的公開展廳中,包括均位於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現代藝術博物館、布朗克斯藝術博物館、惠特尼博物館和雪城大學的藝術收藏館; 位於舊金山的笛洋美術館; 以及芝加哥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