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時由於我對溥儀忠心耿耿，溥儀親手賞給找一塊鉑金日曆手錶。這塊手錶我當然很熟悉，那是溥儀在偽滿皇宮時常戴在手上的，不僅是那塊手錶品質非常好，我特別喜歡，那可是溥儀親自帶過的啊！」
愛新覺羅‧毓嵒

 饋贈名錶

 

這枚百達翡麗型號96 Quantieme Lune腕錶，自1937年售出那天起，已具驚人價值。它是目前所知傳世僅有的八例之一（五例為鉑金製，兩例為黃金製）。富藝斯研究員經深入調查，追蹤到腕錶當時的交易記錄，是來自專營奢侈品的法國高級名店Guillermin。該店坐落雲集

全球頂級珠寶商的巴黎凡登廣場（Place Vendome），是歷史悠久的國際名錶舞臺。

 

 

文件明確顯示，溥儀把這枚腕錶帶到伯力第45號收容所，最後交給別兒面濶夫。1945年，蘇聯紅軍攻陷東北，打敗日本關東軍。溥儀宣讀退位詔書，與近親及隨從計劃逃亡日本，途中被紅軍截獲俘虜，連同一些日本軍官、滿洲國部長送入此收容所，以候審戰犯身份關押。溥儀侄子毓嵒在回憶錄《末代皇帝立嗣紀實》中記述：

 

「在蘇聯時由於我對溥儀忠心耿耿，溥儀親手賞給找一塊鉑金日曆手錶。這塊手錶我當然很熟悉，那是溥儀在偽滿皇宮時常戴在手上的，不僅是那塊手錶品質非常好，我特別喜歡，那可是溥儀親自帶過的啊！」

 

回憶錄又說，1950年7月31日，蘇聯伯力45收容所所長及副所長突然進入溥儀監倉，由別兒面濶夫傳譯：「蘇聯政府決定讓你們返回中國。你們現在就收拾行裝，準備出發。你們可要動作迅速些。」

毓嵒記錄他們的如下對話。
溥儀輕聲問：「那隻鉑金日曆表，你還帶著嗎？」
毓嵒：「我帶著呢。」
溥儀：「那你先摘下來。」

「隨之我毫不遲疑的把那只帶著日曆的心愛的鉑金手錶摘了下來，交到了溥儀手中。沒想到溥儀竟轉手把這手錶遞給了那位蘇聯翻譯別兒面濶夫。他沒有拒絕，悄悄地擱在了口袋裏。」
 

 御藏百達翡麗

 

這枚首度披露現身於世的百達翡麗型號96腕錶，配有全曆及月相顯示，不僅極具傳奇色彩，也富含了該品牌的歷史價值，毫無疑問是最具有傳世價值也是最重要的百達翡麗古董錶之一。該型號的腕錶所具有的純粹線條，不僅蘊含了圓形腕錶的精髓，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百達翡麗「Calatrava」款式腕錶之一。腕錶的鉑金錶殼設計精美，彰顯了至高無上的優雅；其輪廓

及大錶冠洋溢著包豪斯風格和低調的功能性。腕錶直徑為30毫米，具備型號96的關鍵特徵即纖薄的圓形錶殼和簡潔的平面錶圈及錐形錶耳。腕錶的原廠錶盤保存完好，錶殼保持了原廠完美的品相，弧形錶耳厚實勻稱。精細打造的按扣錶殼內在底蓋錶殼編號下方刻有錶殼製作商的專屬標記：「Poinçon de Maître」（被稱為「日內瓦印記」）。這個首次註冊於1934年9月8日，其內刻有「4」的鑰匙標記，是專為日內瓦錶殼大師Antoine Gerlach使用；因為受瑞士鐘錶聯合會La Fédération Horlogère Suisse 的監管，所有的貴金屬錶殼都必須印上各錶殼製造商獨有的編號標記。Antoine Gerlach製作的錶殼時常出現在型號96中。在他整個職業生涯裡，被認為其設計影響了百達翡麗另一個史詩級的經典型號3448萬年曆月相腕錶。

位於錶盤上百達翡麗簽名下方的兩個窗口所顯示的是法文日曆，日期為VEN MAI 19即5月19日，星期五。它的起源和腕錶內底蓋上保存完好的FAB SUISSE銘文與它的法國鉑金面具印記相呼應。該「面具印記」（在美學上採用希臘男性頭像的形象）為1912年設立，表明進口的鉑金產品至少達到950標準。1912年到1926年之間所採用的是輪廓形的面具印記；而從1926年至今使用的是矩形的面具印記（與此枚腕錶一致）。印有「V」來作為區域檢驗辦公室標誌的這個希臘字母，代表法國東部的安納馬斯。而Guillermin 是法國唯一一家百達翡麗進口商，零售店位於法國旺多姆廣場，由它進口的時計以其橢圓形的J G & Cie (Jean Guillermin)印記為標誌。除此之外該腕錶還有三個印記：一個位於左上錶耳後面，另外兩個位於內殼的邊緣。

 

 目前曾流入市場的配有阿拉伯數字「輪盤」設計的同型號腕錶僅有兩枚，可見本款腕錶的珍稀程度。那兩枚腕錶均配有鉑金錶殼，並帶有連續的11法分的Victorin Piguet ébauche機芯編號。此款機芯於1929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期間生產，因此從未上市。隨著1932年型號96的革新亮相，該機芯也由製造商完成進一步升級後用於本錶。鉑金錶殼內設計精美，洋溢著包豪斯風格。那兩枚腕錶中機芯編號為198’297的英文日曆腕錶目前為百達翡麗博物館收藏；而編號為198’298的法文日曆腕錶在1996年由一位私人藏家購藏。今日的這枚有著同樣配置的鉑金型號96過去從未現身市場，而且是一枚出自帝王之家的腕錶。以上三枚腕錶都可以追溯到1937年，並且錶殼的編號非常接近。本錶的機芯編號為198’299，錶殼編號是294’462，與1996年拍賣售出的那枚機芯編號只相差一位數，並同樣配備了法文日曆。

 

 

本錶的狀況良好，保持了原裝品相以至錶扣和皮帶，宛如一枚古銅色的時間膠囊，滿載著歷史意義，享有極高的聲望。本拍品隨附百達翡麗後補證書，確認本次呈現的這枚腕錶的銀色錶盤、玫瑰金時區及琺瑯時標為1929年製作，其後在1937年10月6日售出。
 

對於睿智的藏家來說，今日呈現的腕錶不僅是百達翡麗歷史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珍藏了世界回憶錄的一枚千載難逢、值得在博物館收藏中欣賞的時計。

 

 

錶盤

 

這是一枚來歷和故事都非同尋常的腕錶，錶盤狀態的起源更超乎我們的想像。

 

此枚帶有法文日曆的型號96鉑金百達翡麗腕錶，因其年代之久已顯示出迷人而獨特的古銅色彩。它有一個相當不尋常的錶盤。與其它世存的兩枚已知的同型號腕錶大為不同，錶盤的中央部分被玫瑰金扇形環環繞，上半面為米白色，下半面為銅色，與日曆顯示窗口的頂部邊緣完美

對齊，位於3和9的小時刻度上方。

 

這是否會是一個按特殊要求所製作的陰陽錶盤——或是代表白天與黑夜富藝斯自接受此腕錶的委托以來，經過長達三年的廣泛調查與研究以及在前博物館研究員兼作家王文鋒的協助下——終於找到了答案。
 

1982年，王文鋒與李國雄進行的訪談中，對此有過交代。李國雄，是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多次提及的隨從「大李」。1924年，13歲的他入宮被聘為溥儀的隨侍，直到1957年33年間，一直緊隨溥儀。王文鋒在1982年內訪問了李國雄逾20次，形容他「心靈手巧，是溥儀身邊的能工巧匠。他會照相、洗相、修理照相機、修手錶、修眼鏡，凡是修理的活溥儀都會找到他。」
 

王文鋒引述李國雄：「在蘇聯期間，溥儀無所事事，閑極無聊，便去畫畫，寫藝術字，抄寫一些世俗典故，來打發日子，還做出了許多無聊怪異的舉動。有一天，溥儀拿著這塊鉑金手錶要李國雄打開來研究研究它的構造功能。」
 

「手錶打開後，溥儀就問這錶盤是鉑金的嗎？並讓李國雄拿工具，探個究竟。移除了涂層的下半部之後，溥儀說底盤都出來了，不是鉑金的，於是便阻止了他。」
 

從《百達翡麗博物館藏品二》可以看到該錶盤的原始模樣。鉑金錶殼，扇形錶盤有燒青字體的長簽名「PATEK PHILIPPPE CO GENÈVE」。這種硬質琺瑯的燒青字製造技術是首先將字母刻在錶盤上，然後塗上黑色琺瑯，再用火燒加熱錶盤使其達到外觀的模樣。從與月份日期平衡的錶盤外圍開始，一日中的時刻被繪製在帶有白色刻度和黑色輪廓的緞面玫瑰色圓環上，而藍鋼指針則清晰地標示著月份。位於簽名上方的是一個倒置的金色月相，恰似橫跨寧靜的夜藍天空。一對玫瑰金柳葉指針顯示時間的流逝，與錶盤上的裝飾和諧共處。因此，這枚腕錶永久地證明了皇帝的好奇心——以及他交予他最親近的僕人來探究這枚珍貴腕錶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