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極度認真的在做荒謬的事。」——埃德·拉斯查
埃德·拉斯查是一位先鋒藝術家,他的文字畫使他在藝術史上有堅固的地位,並啟發了眾多當代藝術家進行結合想像與文字的創作。拉斯查60年間所做的作品融合了字體設計、攝影、繪畫和拼貼畫,非常引人入勝。由於他經常運用廣告和商業模式中常見的理念和形象,人們常將他的作品與普普藝術、超現實主義、達達主義、抽象表現主義和概念藝術等運動有關的作品作出比較。但拉斯查在許多方面是獨一無二的。 是次拍賣的文字畫《1981年-未來》(1980年作)便是一個傑出的範例——該作品與他在1977年創作的畫作《荷李活的背面》一樣,是拉斯查探索宏大風景的早期實驗之一,更在其後成為他鍾愛的主題。 在《1981年-未來》中,拉斯查在碩大的蔚藍星球兩側分別書寫了精緻的白色字樣「1981」和「FUTURE(未來)」,畫面上是星球頂端的全景畫面。
拉斯查的創作總是圍繞著各式各樣的字句,他經常選用發音詼諧的詞組,或使用擬聲詞、雙關語和頭韻等文學手法進行創作。一九五〇年代後期,拉斯查開始製作拼貼畫; 他從各種媒介(例如廣告)中提取圖像和文字,用於紙上創作作品。在西方藝術中,使用剪貼文字的創作始終二十世紀,例如立體主義藝術家喬治·布拉克和巴布羅·畢加索、以及一眾達達主義藝術家等等的作品。達達主義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源於蘇黎世的藝術運動,藝術家透過諷刺而荒誕的作品對傳統藝術進行徹底改革。當中,達達主義者偏愛用拼貼畫的手法進行創作,例如從報紙上選取圖像與文字,剪貼到作品中以表達政治意見。庫爾特.施維特斯的《默茲》便是其中的例子,作品中使用了現成物品、字體設計及詩等等,是那個時期獨有的表現手法。
從《1981年-未來》中可以看出,拉斯查在作品中對形式與意義進行試驗,並巧妙操縱實驗性的程度以保持對觀眾的吸引力。他對字體設計的興趣可以追溯到1956年。當時拉斯查離開了奧克拉荷馬市的家鄉搬到洛杉磯,入讀了邱納德藝術學院(現稱加州藝術學院)。在那裡,他學習了字體、設計和廣告等課程,鍛造了他結合文字與想像的才能。求學期間,他在一家廣告公司負責排版、並在普朗坦出版社兼職,通過這些工作,他學會了製書和手工排版。同時,他邂逅了賈斯培·瓊斯的作品《有四張臉孔的標靶》(1955年作),並為瓊斯運用現成圖像實現抽象創作感到震驚。瓊斯在《有四張臉孔的標靶》中使用了現成的標靶圖像,再在其上方粘貼了四張石膏臉孔,以重新想像繪畫的可能性及其傳統的局限性。受瓊斯啟發,拉斯查開始探索「如何利用圖形來揭示繪畫作為實象與幻象的雙重身份」,因而成就了他的第一幅文字畫《拉斯查》(1959年作)。畫中只有他姓名的三個首字母「E」、「H」、「C」,但可見他對這幾個字母作出了變換比例的嘗試。
「單字從喉嚨發出的單音節發音,正是我所熱衷的。」—埃德·拉斯查
拉斯查從邱納德藝術學院畢業後在廣告公司就職,進一步發展了「方案設計才能及重新考慮比例、抽象與視角等問題」,後來他更因此而聞名。他從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起著重發展文字畫,並從流行文化中汲取靈感,其字體風格與喜劇氣質、波普藝術、漫畫書等的某些面向相似。像《OOF》(1962-1963年作)這樣的繪畫在沉默的塗料媒介中探索噪聲;如果不「將視覺聲音化」則很難理解《OOF》的意義。i實際上,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指出,在深藍色畫作中用鮮黃色給「OOF」上色加添了一種矛盾的本質,「就像用一個單詞去形容無法被語言命名的咕噥聲」。ii此外,拉斯查對荷李活及其文化的熱愛也滲入了其文字畫創作;自六十世代晚期以來,他反覆在作品中融入荷李活標誌。荷李活豐富的電影產業和電影製作過程亦影響了拉斯查作品的形式構圖,正如這一拍賣品《 1981年-未來》,讓人想起在大銀幕電影中使用的全景視覺效果。
拉斯查在創作中融入廣告形式的手法讓人想起美國藝術家芭芭拉·克魯格那些撼動人心的作品。克魯格從紐約市帕森斯設計學院畢業後,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紐約康泰納仕出版集團擔任平面設計師。在克魯格的經典作品中,她利用對平面設計和商業模式影像製作的理解,用醒目的Futura Bold Oblique或Helvetica Ultra Condensed字體覆蓋大尺寸黑白圖像,更常配以紅色背景色標註字體。不過,克魯格對政治、性別議題與媒體等問題直抒胸臆,作品的背景圖像往往為文字提供語境,和拉斯查文字畫的手法有所不同。
芭芭拉·克魯格,《無題(未來屬於那些無法看到它的人)》,1997年作
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藏
「文字有規律性,它們水平向的特性對應了我對風景的探索。它們幾乎不是文字—它們是變成文字的物體。」—埃德·拉斯查
《1981年-未來》代表了拉斯查一九八〇年代的創作,該作品探索了文字 作為風景的可能性,用優美的鈷藍色全景畫面描繪地球表面的弧度。拉斯查在畫面左側,行星表面與畫布邊界相交的位置繪製了精巧的「1981」字樣;在右側同樣位置則繪製了「FUTURE(未來)」一詞。鮮明的白色字體在作品的藍色背景中脫穎而出,字體使用的是畫家自己發明的「Boy Scout Utility Modern」,其標誌性風格用直角處理圓體字母。
《1981年-未來》是一件富有趣味的作品;小型字樣迫使觀眾走近畫面,以看清楚文本內容及其用意。當觀眾走到近處,便會被耀眼的藍色表面震撼,那片藍色讓人聯想起馬克·羅斯科式讓人著迷的色域繪畫。在這個語境下,畫中的文字沒有任何意義,文字與宏大的背景分別作為兩個獨立的實體而存在。雖然「1981年」和「FUTURE(未來)」這個組合的含義曖昧不明、甚至可以說毫無意義,但我們也許可以把它看作一種微妙的幽默——作品創作於1980年,而1981年的確屬於未來。
「我們可以因為一個單詞本身而去欣賞它,但我同樣喜歡單詞的組合。其中一些單詞是通過偶然的想法或隨機的夢境找到我的。」 ——埃德·拉斯查
拉斯查從1977年起開始創作「大幅水平畫」系列,在這幅拍賣品和《一種特殊的天堂》(1983年作)等其他作品中,他為文字和短語配以空中風景及特藝色彩描繪的日落的背景。這些作品可與日本當代藝術家杉本博司的風景作品及美籍拉脫維亞當代視覺藝術家維哈·塞爾敏的作品相媲美,後者以基於攝影的繪畫創作及自然繪畫而聞名。塞爾敏和拉斯查一樣從一九六〇年代起開始用雜誌和書本上找到的現成照片作為創作資料。也和拉斯查一樣,儘管塞爾敏對現成物品的運用體現了顯著的普普藝術特徵,她的作品很難被明確定義為屬於某個單一運動。此外,其作品中的超現實主義色彩讓人聯想到雷尼·馬格利特和喬治·莫蘭迪的作品,這是與拉斯查繼《1981年-未來》之後的創作的又一相似之處。
在考察拉斯查為宏偉、神聖的景觀所創作的文字畫時,我們可以同時觀照美國藝術家羅倫斯·韋納的作品。韋納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開始在作品中使用語言文字,作品往往與其周遭環境有著特殊聯繫。拉斯查與韋納在1978年共同出版了《Hard Light》一書,描繪兩名年輕女性在洛杉磯的生活。兩位藝術家自此建立了長期的友誼,各自作品中對文字的大量使用也經常被相提並論。韋納被許多人描述為觀念藝術家,但他認為自己是一名雕塑家,稱「語言+所指材料」是他的雕塑介質,把作品掛在牆壁與建築物表層供人們閱讀。iii 韋納經常將作品放置在特定環境中,例如捐贈給韋爾的作品《到山谷在某種既定時刻之深度的程度》,而拉斯查的不同之處是,他的風景與文字實驗通常存在於畫布或紙張的邊界之內以及他所創造的視覺世界之中。無論如何,兩位藝術家都將作品的解釋權交給了觀眾或讀者;兩位都是融合語言文字進行藝術創作的先驅。
埃德·拉斯查的職業生涯已經走過六十個年頭,泰特畫廊稱他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自1993年高古軒代理拉斯查以來,拉斯查舉辦的個展數目多達21個,其中包括2020年在高古軒紐約畫廊舉辦的《 埃德·拉斯查:繪畫》和2019年在其倫敦畫廊的《埃德·拉斯查:埃爾舍米斯與我》。2004年,他的首個繪畫回顧展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舉行;2005年,他受十九世紀美國畫家托馬斯·科爾的同名作品啟發,創作《帝國的歷程》代表美國參加了第51屆威尼斯雙年展。這套十幅畫的裝置後來於2018年,在倫敦的國家美術館與科爾的畫作一起展出。他的作品被永久收藏為許多重要的公共收藏,包括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法國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巴黎龐畢度中心;阿姆斯特丹Stedelijk博物館;倫敦泰特美術館;紐約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今年,拉斯查個展《埃德·拉斯查:旅行日誌》在加利福尼亞州索諾瑪的索諾瑪山谷美術館舉辦(2020年9月30日至2021年5月30日),展出了其著名文字畫系列中的彩色石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