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ia Love， 《Gigantic》，2021年作。
LUCIA LOVE
PHILLIPS: 請介紹一下你的展品：靈感是甚麼？為甚麼選擇該作？
LUCIA LOVE: 《Gigantic》來自我現正進行的創作系列，重新想像天使被人描繪的方式，以及探索他們在種族多樣化、日益世俗化、網絡普及化的現實生活中所發揮之文化功能。天使仍然存在於普羅大眾的想像中，用來孕育更多寓言，但我對天使的理解大多由西方經典藝術塑造。重建這些人物讓我有機會質疑其建構底蘊，而這些底蘊告知我們某些事物如何及為何會出現如此預設。展出這件作品讓我興奮不已，因為其神話主題與性別探索的結合異常有趣。
P: 哪位女性為你帶來啟發？
LL: 藝術家艾米莉．梅．史密斯（Emily Mae Smith）對我構思個人藝術身份的方式有著深遠影響。她將歷史和風格與中間主義的政治觀點互相融合，無畏無懼，仍然是一種靈感泉源。
Nadia Waheed，《Chantico》，2021年作。
NADIA WAHEED
PHILLIPS: 新晉女性當代藝術家現今面臨哪些挑戰？ 你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NADIA WAHEED: 從外間所見，藝術界現正逐步「忘卻」種族和性別主義的價值觀和視點，並由此「茁壯成長」。不少真摯誠懇的運動的確在付諸實行中，改變和提升歷來久被壓迫的聲音。然而，明確跡象顯示不平等的情況正在改善中，但其基本價值體系，最具影響力的人士至今依然一成不變。種族主義仍然存在；女性和有色人種仍然被視為低下技能的一群；小眾仍然被用作驅動機器的齒輪，造福精英統治階級。至於有關挑戰的問題，我相信它們和以往一樣。每次我走進房間或開口說話，我首先還是要證明我是值得被人關注。從出生那天起，我的成就就被我的身分和種族剝奪，或是被解釋為「趨勢」，或是被稱為「營銷優勢」。
個人面臨的最大挑戰，我也懷疑這是永遠無法脫離的挑戰，在於我不被視為多面向的人，而只被視為「棕色」「女性」。我花了不少時間來釋放這兩個小詞所帶來的苦澀，不單對我的身分作出粗略描述，更貶低了我一生，而我尚未完全放負。不過一如既往，我的主要回應是埋頭苦幹。旁人可以講他想的話，可以侮辱我的智商或職業，甚至為所欲為；但我會繼續工作、成長、改變，進化成更美好和更強大的自己。儘管我沒有獲得任何尊重或認可，如此情況亦不會影響我的行為。我來到這個地球，要做我一直在做的事，也就是創作繪畫，而其他閒言永遠不會左右這點。
Hiejin Yoo， 《You Can Protect My Dream》，2021年作。
HIEJIN YOO
PHILLIPS: 請介紹一下你的展品：靈感是甚麼？為甚麼選擇該作？
HIEJIN YOO: 我的畫作是一本私密日記，也是對自我發現的沉思；從日記條目和周遭世界慢慢演變成畫。我有一本關於每日生活的簡短日記，而平凡的生活日常最能激發我的靈感。
平凡的生活日常最能激發我的靈感。
我記得我做了一個夢：我在一片花田中央，而我的丈夫正在找我（我們的床單也有花奔圖案）。當他需要我時，我總會在身邊，哪怕只在夢中。我們總把彼此視為針線，相依為命。
Emily Furr，《Dynamite Row》， 2021年作。
EMILY FURR
PHILLIPS: 你的作品如何回應展覽的當代社會、身份、性別、文化歷史或權力平衡等議題？
EMILY FURR: 我的創作旨在恢復女性原型，浩浩蕩蕩迎來另一「陰道新世紀」。我試去分解父權符號，展示女性克服當下男性中心主義的一面。我偏好探索二元對立，例如男女，同時探求規模的潛力和局限。
Samantha Rosenwald ，《Micromanager》，2021年作。
SAMANTHA ROSENWALD
PHILLIPS: 新晉女性當代藝術家現今面臨哪些挑戰？ 你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SAMANTHA ROSENWALD:幾個男性同業告訴我，藝術界對我日益關注，因為「女性藝術家是潮流指標」。於我而言，這句話在眾多方面令人反感，而這種民緒卻非常流行。我發現，我需要比男性藝術家付出雙倍努力，證明的不僅是我的價值，還有我的存在不是一種時尚或噱頭。
P: 你的作品如何回應展覽的當代社會、身份、性別、文化歷史或權力平衡等議題？
SR: 女性總是被塑造成客體，而不是主體，也是社會強行加諸給女性的角色。女性身體被視為一個屏幕，社會將其習俗和慾望投射到這個屏幕上，而女性身體就是社會希望她變成的樣子。在我的作品中，花哨小錢包貫穿整個作品。塑製細長的女手輕挽袋子，變成袋子的一部分，也是慾望的載體。五顏六色的女手和色彩繽紛的袋子合而為一，成為誘惑和慾望的不人道容器死物。
Ángeles Agrela，《Olimpia》，2021年作。
ÁNGELES AGRELA
PHILLIPS: 你的作品如何回應展覽的當代社會、身份、性別、文化歷史或權力平衡等議題？
ÁNGELES AGRELA: 我的作品重新闡述歷史上反覆出現的女性原型，而這些原型主要由男性延續；因此，我必須從女權主義出發，不作他選。我借鑒傳統繪畫技巧，將其用作工具。我想知道，當我們擁有建立自己形象的能力，既向他人展示自身，又在群體中偽裝自己；在如此狀態下，我們的能力是否仍然由控制或賦予我們權力的社會體系操控。我通過作品處於在一個曾經文明、複雜、荒謬的當代社會，微妙地試玩黑色喜劇的概念。我經常使用頭髮的象徵性和交流性，創造通常取代臉部或完全隱藏面相的載體，或是作為力量和獨立的象徵，或是作為限制、沉默、致盲或窒息的工具。
Marcela Flórido，《Tapajós》，2021年作。
MARCELA FLÓRIDO
PHILLIPS: 請介紹一下你的展品：靈感是甚麼？為甚麼選擇該作？
MARCELA FLÓRIDO: 我的畫作《Tapajós》出自一個全新系列，而在該系列中，我試圖擁抱自畫像的傳統。身分議題和個人呈現一直是我創作的其中一個面向，但從未成為核心。然而，往年我通過一系列相似但不斷變化的構圖，描繪同一個人物，也是夢幻版的自己，用來深入探索這些提問。
我選擇這件作品，因為它是一種非常坦率的自我呈現，並且仍然沉浸在象徵主義之中。在畫中，我描繪「自己」站在一片鬱鬱蔥蔥的夢幻水底森林，向外凝視。畫中人物的脖子像被拉長，而一隻笨拙的蝴蝶出現在脖子的中間位置。通過如此構圖，我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喉嚨上，因為它承載著我們的聲音、自我表達、言語和意志。小型比例和半身描繪容易吸引觀者，但與此同時，落在前景中的葉子為觀者和人物之間產生了距離和分離。
畫中場景緩不濟急，像是人在水底或服從水的節奏。作品標題《Tapajós》其實參考了一條巴西亞馬遜熱帶雨林河流的名稱。在疫情爆發之前，我和姐姐曾一起到訪該河流，而我深受活在當地的一切所啟發。大流行期間，我無法回到我的家鄉巴西，也無法見我的家人。因此，這件作品揭示了一種渴望和一種局限在內圍生活的感覺，也許是這幅畫給我水底之感的原因。
P: 哪位女性為你帶來啟發？
MF: 保拉．雷戈（Paula Rego）的人生和創作深深影響了我。我在倫敦斯萊德藝術學院修讀時認識她的畫作，而雷戈於1952年就讀同一學院。當時，我開始接受精神分析治療，對它的理論和過程深感興趣，亦由此影響我的畫作。我知道雷戈在1970年代也見過一位榮格心理分析師。從她的家鄉葡萄牙搬到倫敦後，她非常掙扎，其創意不僅受到阻撓，更頻臨破產。她投入其時流行的普普藝術創作，但並不適合她。上述治療喚醒了她去尋找創作圖像來源的需要；引用榮格術語，來源是神秘而神聖的沉默中心，也是形成集體無意識的原型思想泉源。有趣的是，雷戈和我享有不少共通點，包括：葡萄牙文化、倫敦經歷、對精神分析的深入研究等。